服装设计圈的抄袭问题

Quennie Wang在《中国设计师亦遭遇“被抄袭危机》一文中,指出了中国设计圈内的抄袭问题以及维权之难。同意他的观点。

很遗憾,抄袭这一行为在全球时尚圈都是设计师的公敌。最早被抄袭的中国设计师品牌当属例外和天意。这些早期品牌因为抄袭所产生的恶果曾不得不关闭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的所有店铺。

时尚圈之所以抄袭严重,根本上是因为大多数消费者觉得设计是个浪漫的工作,没有什么代价,即使知道山寨也觉得购买也无伤大雅。大多数人想象的设计工作是灵感乍现设计就完成了,全然不知设计师要既要上得了厅堂——出席各类高大上时尚发布,也要入的了“厨房”——出入面料厂、服装厂,还要处理大大小小一堆辅料。服装是个组合体,少根线都做不成衣服,琐碎极了的一堆事物。若你问设计师是干嘛的,可能大多数人认为是“画图的”,或者“想创意的”。其实,设计师的任务是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内解决一个现实问题,这是他们和艺术家的本质区别之一。而且设计有赖于团队,画家则可以独自完成作业。设计师没有大家所想像的那么浪漫,特别是时尚的本质是更新换代(虽然本人不同意此观点,但现实如此),无论设计师有无灵感,按时间表上市是雷打不动的定律,没有节假日是正常现象。

在我看来,打假对于个体设计师而言,几乎是浪费生命的事情,不是不该做,而是投入和产出太失调。“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根本上,是买家问题。食品山寨人人会喊打,然而服装就没那么幸运了,穿件山寨版衣服也不会死人。路易·威登每年烧多少钱在打假,但卖菜大妈照样背着LV卖菜。

那么,对此就要置之不理吗?法律还是要继续健全的,欧美已出台Fashion Law,期待中国的法律界和时尚界的联手,完善法律。不过这类事情,当有赖于我们的学术界和行业协会完成,而非单打独斗的设计师个人。对于抄袭者,有钱有闲当然可以考虑打官司,或利用社交媒体打舆论战。但这个世界总有不要脸的,对这种人怎么办?谁有法子?

时装与政治:以政治力量推动“中国设计”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开展了反腐运动,奢侈品牌在中国的销量自此大幅下跌。原因在于中国的奢侈品销售在过去常常成为商人贿赂官员的礼物。路易·威登、阿玛尼、古驰和香奈儿等奢侈品大牌的销量都因此大不如前。但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高端时装品牌则迎来了春天。高级定制服装品牌Grace Chen就是其中之一。其设计师Grace Chen女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美国为当地的时装品牌工作,在2009年开办自己的工作室,现已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设计师之一。她的品牌因为选用上乘的材质和精良的工艺,收获了一群忠实的顾客,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政要及官员太太。如今,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夫人并不希望因为穿着国际知名奢侈品牌而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很多腐败官员的曝光,都缘于人们发现他们穿戴或使用价格高昂的奢侈品。政府官员对品牌的选择从国际奢侈品转向国内本土设计师品牌。国内的高端时装品牌既没有明显的辨识度,却同时保证了与顾客身份相称的高品位设计及优良品质。

(Grace Chen 高定展示厅)

2013年3月22日是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秀。当她随习近平主席踏出舱门时,她优雅的气质立刻在中外媒体上引起了热议。当时,她身着裁剪利落的及膝深蓝色大衣,这身装扮随即被称为“丽媛style”。虽然彭丽媛并不是第一个随主席出访的中国第一夫人,却是第一个通过中国政治舞台彰显时尚影响力的女性。她的外套由中国设计师马可所提供,后者也借此机会由普罗大众所知。在此之前,大多数的非时装业内人士都不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优秀服装设计师,其实马可本人在服装业内早已是公认的中国最优秀的设计师之一。马可是当代第一家中国(内地)设计师品牌例外的联合创始人;在2008年成为首位进驻巴黎高级时装周的中国(内地)设计师。大部分政要都有自己的设计师和裁缝。显然,马可也并不是第一个为国家领导人设计服装的设计师。然而,彭丽媛却是第一个通过政治活动将设计师推到台前,为大众所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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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APEC峰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来自21个国家的领导人统一穿着由中国设计师设计、中国工厂制作的服装。中国政府将其命名为“新中装”。而2001年APEC上海峰会上,中国政府为各国领导人准备的则是起源于清代的唐装。而为了突显2014年“新中装”的“新”字,中国政府先于2014年峰会一年左右发起了一场设计征集活动,邀请71家企业,259位设计师以及18所高校参与其中。最终,该活动收到了来自136个参与方的455份设计稿件,其中不乏中国顶级设计师。总体而言,此次征集活动代表了当前中国服装设计的一流水准。2014年的“新中装”是基于传统的中国服饰,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服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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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设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上述的三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案例。长时间以来,中国都被视为廉价产品的制造中心,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也都被贴上“长于抄袭”的标签。事实是,从1992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将政策扶持的重点从建设“制造中心”转向为“创新中心”。类似于“创造”、“设计”、“创新”等词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Pang &Plucker 2012)。为此,中国纺织总会(原国家纺织部)自1996年其开始举办“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以助力中国时装设计师的发展,推动他们与企业的合作。上海时装周及中国时装周也对中国本土设计师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逐步开放,对设计产业的扶持力度也不断加大,也为国内时装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现场)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现场)

虽然中国的服装设计师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知名度都并不是很高,但他们在中国的时装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1980年开创服装设计高等教育项目。自那时起,中国的服装设计师们就开始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品牌,成为像可可·香奈儿、克里斯汀·迪奥、伊夫·圣·罗兰那样的明星设计师。很多设计师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业,但大多因为当时不成熟的贸易体系以及消费者不足的购买力而失败。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设计师品牌也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有了极大的起色。上文提到过的设计师马可就在1996年与毛继鸿共同创办了“例外”。该品牌的建立在中国的时装行业树立了里程碑,因为“例外”是中国第一个带有强烈的设计师色彩的时装品牌,还在商业上实现了可持续的盈利。由黄志华和梁子共同创办的“天意”则是另一成功案例。“天意”使“莨绸”焕发新生。“莨绸”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丝绸,因其制作过程中对土壤以及气候环境的苛刻要求,只能由广东的一个小镇出产。在2006年7月18日,哥德堡号重返广州黄浦古港,广东省政府官员就选择“莨绸”作为国礼赠予瑞典国王与王后。其他成功的设计师品牌包括由中国首位登上巴黎时装周的设计师谢峰创立的“吉芬”、Uma Wang的同名品牌等。Uma Wang很可能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在国际上大获商业成功的设计师。与其前辈不同的是,她没有选择先做好做稳中国市场,再进军国际市场的商业模式,而是一开始就以国际买手店为目标进军国际市场。迄今为止其品牌已经在20个国家,超过50家买手店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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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秀场

如今,在国际四大时装周——伦敦、米兰、纽约和巴黎,都可以发现中国设计师的身影。毫无疑问,他们在国际时装设计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中国的政治力量在其中的驱动作用也不可小觑。

东华大学在新疆举办纺织服装产业知识培训会

东华大学在新疆举办纺织服装产业知识培训会,这一天有5个老师讲课。我在内。嘎嘎嘎。唤起我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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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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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业列入本地政府重点发展产业。为此,库尔勒造了纺织服装城。同时在尉犁、轮台、若羌、且末、焉耆和二师设立了纺织服装园。计划到2020年项目总投资670亿元,产出纱锭1000万锭,服装2亿件,粘胶纤维80万吨,涤纶10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解决就业岗位20万。雄伟的目标。可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巴州地区的经济投入决心有多大。库尔勒新设了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纺织服装也属于民生工程,只是现在选择太多,一般都不觉得和现在民生有多相关。但在50到80年代纺织服装业是国家支柱产业。那时中国人口剧增,但是许多人缺衣少食。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一定记得布票。纺织厂曾经是工资最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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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投资建厂的好处不言而喻。新疆最不缺的是土地,地皮会更便宜。劳动力也相对内地便宜许多。诸多优惠政策,各类补贴。我初中班主任在负责巴州地区的招商,超过10个手指头的同学在各大银行做支行行长,其他同学遍布工商检法。反正你若有兴趣到巴州投资,找我。不过挑战也是存在的。个人以为工人管理挑战更大。暂且不论如今最难管的本就是工人,以前厂长给工人眼色看,现在反的。更何况管理多民族员工。从饮食到生活习惯到思维习性都很不同。在以色列碰到一个贝都因人。贝都因人长期生活于沙漠。对于大多数人沙漠就是沙漠,哪里都长得一个样。贝都因人不借助任何工具可以在沙漠不迷路。以色列政府为了人口管理,改善百姓生活,为这些游牧民族盖了新房,力劝他们开始稳定的生活。结果,这个贝都因人告诉我,他老爸在他好说歹说后搬入了政府免费提供的新房。结果过去段时间他去看他父亲,他老爸让骆驼住在房子里,自己在房子前面立了个帐篷住在里面。这就是思维差异。